他像一名行脚僧，走在大地上和历史的脉络里，为我们取来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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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

日前，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出。著名诗人、作家于坚凭借《闪存》《朝苏记》《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西行四章》（以下简称《西行四章》）等诗文作品折桂“2016年度杰出作家”。

左数第四为于坚

该奖评委会认为，于坚的这些作品，“以文会心，为文招魂，写诗、作文、立论，皆自由挥洒，辞直义畅。他居边地数十年，独持己见，一意孤行，如今个人细语终成高论宏裁。”

值得一提的是，《朝苏记》和《西行四章》皆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其中，《朝苏记》追溯苏轼的生平与文心，展示出独特的人文追求；

《朝苏记》 

于坚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6年10月

《西行四章》描述西部地理风物，记述古老文明的现实回声。

《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西行四章》 

于坚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6年10月

这两本书的策划编辑朵渔表示，于坚的作品是那种能够在这个时代沉淀下来，并为这个时代带来原创的、独异性思想的个人书写，值得人们静下心来认真阅读。他像一名行脚僧，走在大地上和历史的脉络里，能为我们取来真经。

于坚获奖后，第一时间接受了本报的专访。他表示，《朝苏记》和《西行四章》是与传统的一场对话，能够获奖，很是意外。

于坚：

诗依然持存着汉语的神性之光

Q | 欧阳德彬  A | 于坚

潜入中国传统世界观的深处

Q：摘得“年度杰出作家奖”您有何感想？

A：现在中国各种文学奖泛滥，并不是每个奖项都具备公信力，公器私用的较为普遍。这个奖比较靠谱，许多获奖者都是我尊敬的同行。二十世纪以来，“拿来主义”的负面影响是崇洋媚外，在某种程度上，汉语写作的最高标准都要参照外语了。但这个奖是向母语致敬，我深感荣幸。

Q：您的《朝苏记》和《西行四章》于2016年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请谈谈这两本书背后的故事。

A：我的朋友诗人朵渔在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做事。这两本书是由他策划出版的，我比较信任他。两本书前后写了十年，去年一并出版。为写作《朝苏记》和《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我进行了田野调查，去了西藏、甘肃，也去了苏轼的老家。它们并非仅仅是书斋的产物。我很喜欢这两本书的开本和设计。这不是一个崇尚朴素的时代，朴素的做书者不多了。

Q：您在《西行四章》中提出要向西部学习，继承敦煌与秦腔中蕴含的生活方式。在现代都市语境下，人们应该如何继承？

A：这个我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是好，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好。我只知道我要怎么做。也许独善其身最好。我的书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我只是告诉读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文人，这样的生活。写作是一种对记忆的持存，人总得记着某些东西。如何继承，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世界观的问题。

Q：“滔滔者天下皆是，经典遮蔽在庸常中。匮乏，又令经典于庸常中水落石出。”《西行四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沉的现代之思。在您看来，当下人们最匮乏的是什么？

A：物化席卷一切，物化导致名不符实的伪善，言不由衷的盛行。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汉语如今充斥着不庄之语，滔滔者天下皆是，修辞猖獗而不诚。现在亟待提升的是诚实，做人的诚实，写作的诚实。

Q：您在书中将苏轼誉为“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文人”，您最欣赏苏轼身上的哪些特质？

A：苏轼是“道法自然”这种思想的一位伟大实践者。对于他，文不是观念，而是一个动词，一生的行动、事件、文章。他身上有一种独善其身的超越性。

Q：在阅读您作品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您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浸淫颇深，打通了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文字学等诸多领域，而且有很深的古典文人情怀。这其中有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您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A：当然有。我很欣赏巴赫金的对话，也注意到本雅明要用引文连缀成书的观念。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带来了标准化，同质化。文是最后的边界。文明，有文才能明。对话，有话才能对。文明，对话，说到底是世界观的对话，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是，某种起源自西方的世界观，例如将世界视为资源、对象，在技术、商业、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支持下正在世界范围内所向无敌。而中国古老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被遮蔽了。今天需要重估传统中国世界观的合法性。

在西部荒野中看见火车

那时我们站在旷野中间  以色列在西  莫高窟在北 

仿佛从水里出来  火车再次开出大漠或者开回

摩西在车头上唱着歌  电线杆望尘莫及

车厢蠕动着  黑色的链条在滑出大地的轮子

不知道它运走了什么  不知道它运来过什么

我们站在旷野中间  捡起石块又扔掉

等着它走完剩下的铁轨  就像从未被运走的远古之人

——于坚《西行四章》

诗是一种世俗的宗教

Q：上一届的“年度杰出作家奖”颁给了诗人欧阳江河。在您看来，为何此奖连续两届都颁给诗人？

A：这正是一种诚实。诗在这个被物控制的时代，依然继续着《诗经》时代就开始的手艺，这依旧是孔子讲的：兴观群怨，迩远，多识。诗人们圣徒般地乐此不疲。奖给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内疚、反省。而中国当代诗歌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杰出，因诗的存在，汉语令巴别塔肃然起敬。

Q：作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您认为写诗是可以传授的吗？高校文教最重要的是什么？

A：诗关别材。写诗是神启。所以杜甫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但教育可以教人们辨识好诗。《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蘅塘退士就是一位伟大的诗歌教师。当代诗歌如果被视为仅仅是风花雪月，轻浮调侃，无足轻重的鸡汤或脏水，那么一定是诗歌教育玩忽职守所致。好诗需要知音，读者也需要教育。高校今天最失败的就是，只教知识，放弃诗教。诗教不仅仅是背诵几首诗，而是要像《论语》那样，教做人。高校今天不以培养君子为己任，因此很容易培养出钱理群所说的利己主义者。

Q：我国古代是“诗之国度”，当下写诗的人也很多。您觉得，读诗、写诗之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A：在中国，诗是一种世俗的宗教。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只唯物不学诗”时代的黑暗冷酷我们终于领教了。我相信一个文化反省的时代正在到来。幸甚幸哉，诗依然持存着汉语的神性之光。

电线杆

死者们一万年后爬出来

永恒的荒凉上出现了电线杆子

传说它们把闪电押进集中营的铁丝网

试验如何令天空与大地绝缘

就像毛利人虚构的鬼魂  躲开风

顶着冒牌的十字架  胸前写上编号

暗示过路者这是偶像的原始形式

在大地之墓上拉紧游丝般的手  

像那些古老的战士彼此搀扶 互相鼓励

天空忽然翻脸舀一瓢子沙劈头盖脸浇下来

在白瓷乳头上擦出几缕蓝色的物理火星

没有爱情的地区  长途客车开着射灯掉头逃窜

也没有文献  来过的都失踪了  包括成吉思汗

包括那些扯电线的瘦工人  天苍苍 

野茫茫  沙砾在滚  骆驼草在晃 

轮回  复原  总是需要标新立异来证实

站起来只是为着再次倒下  彻底去死

不仅作为失败的物理  也作为一种梦呓的遗骸

（2013年4月6日星期六写毕  6月5日改）

——于坚《西行四章》

《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是一部游记与文化随笔集，作者通过几次西行，记下自己在敦煌、嘉峪关、西安、天水、麦积山、西藏的所行、所看、所思，既有对祖国西部地理风物的描述，又有对文物遗迹、文明沿革的思考。

接下来我们节选了本书的几个篇章段落，让我们跟着于坚的文字一路向西……

陇上行

“汉马嘶风，边鸿叫月，陇上铁衣寒。”（蔡挺《喜迁莺》）比如陇上，如今还有几个人知道这不是一道田埂，而是泛指陕北、甘肃及其以西一带地方。比如敦煌，以为它只是某处沙漠之别称的人不在少数，说起敦煌，游客想到的是鸣沙山。

1986年，我第一次来到陇上。不是因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我坐火车去西安城里找朋友丁当，当时他还在黄河机器厂当技术员，我就住在他家里。那时候远道来的朋友，一般都是请到家里去住，这个风俗就要失传了，现在，请亲戚朋友住五星级宾馆才是对得起他们。

丁当家很小，杯盘狼藉，东西没地方摆，衣服堆在地上，厕所在外面走廊里，有两个蹲坑。那是1986年，许多事情才刚刚开始，正要发生，谁有心思像离休老干部那样把家收拾得妥妥帖帖的？我是在路上的人，没有家，丁当结了婚，但是总是挂念着上路。丁当虽然也带我去吃饺子、逛碑林、乾陵骑马什么的，但西安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萧条冷清、贴着标语的大工厂。我记得在华清寺附近，我们吃西瓜，五分钱一公斤，便宜得吓人。我咬了一口，一点都不甜，比云南的差多了，想来这里的土地已经种了几千年，长什么都是这味了吧。

丁当是一个有灵性的人，他的目光里面有一种迷惘的东西，好像总是盯着世界以外的某个地方，飘然出世的神情，但不是装神弄鬼，天生如此。在武则天陵墓，我们租了两匹高头大马，骑着在黄土高原的山道上走，某次转弯的一瞬间，我找到了毛泽东当年那种“转战陕北”的感觉。丁当一扬马鞭，便脱离了牵马的汉子，飞奔而去。但马并不照他希望的路线走，而是别过头朝着一片矮树林驰将进去，树杈即刻将马背上的丁当抓了下来，脸上划出几道痕，笑笑，继续玩。

我们在华清池看到关于杨贵妃的介绍，上面说她“肤若凝脂”，丁当念了一遍，又念一遍，仔细琢磨着“肤若凝脂”。但我对“肤若凝脂”还是没有感觉，那时候我骨瘦如柴，满脑子装着文化，只看见古迹看不见活人。直到今年在天水逛一个庙会，才明白杜甫为什么写得出“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这种佳句，原来是特产啊。天水乃长安腹地，美人们的家乡。那日雪后，阳光灿烂，满山的女子“肤若凝脂”，令我相见恨晚。

嘉峪关记

心怀忐忑，磨磨蹭蹭，终于登上了嘉峪关的罗城（罗城是嘉峪关主城外面的护城，直接与戈壁滩连接）。站在城堞后面，像古代的关守那样双手一杵砖垛，极目四眺，松了一口气，确实是“望之四达，足状伟观，百里之外，了然在目”（《肃州志》）。

关外，河山依旧，茫茫戈壁直开向天边，天苍苍，野茫茫，只是比古代多了几根孤零零的电线杆子，更显寂寥。土垒的城墙一左一右向着大地延伸，已经看不出建筑物的唐突，好像是大地深处生长出来的、本来如此的土墩子。天空的底线上，祁连山和黑山像两群奔马，黑群向右，灰群向左，刚刚分道扬镳，中间让出一条碎石和沙子的阳关大道，谁要来了？日头中天，没有一个人从关外过来，一个也没有。过来的是刚刚起于青萍之末的秋天之风，有些枯草在荒野上轻摇，一辆大客车自南向北横越大漠，卷起一溜黄灰。

我们决定背叛旅行团，从古代胡人入关的方向重新走进嘉峪关。很少人这么走，内地游客大都从关内进来，因为他们不是胡人。胡人如今乘飞机或者火车入境，他们的后代早已忘记了祖先进入中国的路线。我们乘车深入戈壁，在最开阔处下车，转身就朝嘉峪关走。戈壁滩早已不是混沌一片了，修了各种等级的公路，四通八达。但无论如何，戈壁滩还是太大，荒还是太大，就是高速公路在这庞然大物身上，也只是羊肠小道，不注意的话，几乎看不见。荒是不可征服的，别说高速公路，就是一个城市，在戈壁滩上望去，似乎也只是铺在广场上的一堆围棋子，围着巴掌大的地盘，一旦某场大风暴到来，即刻就无影无踪，只是那场风暴还没到而已。

地老天荒，我深深吸口气，像岑参或者李白那样在地面上走，跟着他们留下的风。他们都是步行者，从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来，走着走着，忽然看见“明月出天山”，顿悟。但他们从来不说悟出什么，只是描述而已，大地就是先验的诗篇，悟性无处不在，只需在适当的时候脱口而出。

戈壁滩上满地都是石头，大大小小，密密麻麻，走在它们之间，仿佛自己的身体自动在向它们看齐，开始缩小，只是靠了意志力强撑着，才没有变成石子。走了一阵，一干人忽然若有所思地都低下头去，仔细地看起戈壁滩来。在火车上，戈壁滩真担得起“荒凉”二字，有人甚至形容它寸草不生，但扎扎实实地站在戈壁滩上，荒凉就未必了，想当然耳。亚热带丛林藏着亚热带丛林的东西，戈壁滩也藏着戈壁滩的东西。“荒凉”并非一无所有，荒凉与丰富同样丰富无比，荒凉是另一种丰富，这仅仅决定于观点。人类有多少偏执的观点，以可怕的、视而不见的“荒凉”遮蔽着大地啊！

大家低下头去，是因为发现这戈壁滩不仅遍布石头，而且是非凡的石头，在火车上看是灰茫茫混沌一片，站到戈壁滩上，才看出这些石头其实各色各样，只是都有一层被自然做旧的包浆，令它们很不起眼，很容易被忽视。一干人都看傻眼了，像是散落在大地上的老古玩店，这些石头有黑如石油的、玉相初萌的、黄如蜡的、红似鸡血的、某植物的化石、某动物的水晶棺材……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沙中舞，戈壁！璞依然在大地上摆着，每一块在史前或许都是大山一座，现在全都被大地磨得只剩下核心，正处于玉与不玉之间。

隐约的玉，还不是玉；隐约的钻石，还不是钻石；隐约的翡翠，还不是翡翠。黑暗将尽，日将出，玉在觉醒，金在葆光。已经有端倪、迹象了，但没有光彩夺目，依然是石头，大巧若拙，美已诞生，随便一块都可以登堂入室。

这时代目光短浅，只看得见手镯、项链、戒指、胸坠们的珠光宝气，看不见璞，因此戈壁滩上留下了大漏。一干人都看得发呆，忽然起了童心，就回到童年时代，雀跃欢呼，投向大地，捡起花石头来了。

目光一旦深入戈壁，就发现这蛮荒里不仅石头仪态万方，还有各种各样的植物，骆驼刺啦，梭梭啦，沙拐枣啦，白刺啦，罗布麻啦，白麻啦，甘草啦，沙棘啦……这些名字我都叫不出来，是当地人告诉我的。石头之间，经常有荒漠沙蜥翘着长须走过，就像国王在巡视自己的领土。

生物学家说：荒漠沙蜥是生活于荒漠或半荒漠地区的蜥蜴类，外部形态有许多适应荒漠生活的特征，一般筑洞于较板结的沙砾地斜面、沙丘和土埂上，亦有在砾石下者。沙蜥的食物主要是各类小昆虫，例如蚂蚁、鼠妇、瓢虫、椿象等，卵胎生，拉丁文名：Phrynocephalus przewalskii。其实这个学名非常荒凉，“荒漠沙蜥”一词下面，爬行着无数肤色、步态、体形都不同的昆虫。在戈壁滩上才走了半小时，已经看见了十多种，其实如果细看的话，没有两只沙蜥是一样的，造物主如果这么创造世界，它就一点也不神秘，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了。

圣敦煌记

我在2011年的秋天来到敦煌，那是8月24日。为这次旅行我准备了30年，我一直想去敦煌，这种愿望并非我独有，我周围许多人都想去敦煌，那是一种召唤，似乎你在世，此生没有去敦煌走过一遭，就白来一趟似的。敦煌在召唤什么?我不知道，30年间，敦煌不断地在我生命中掠过，有时候是回来的人的口头赞美，有时候是一段文字，有时候是某本书中的一幅插图，有时候是一场舞蹈……敦煌。

就宗教来说，莫高窟并非圣地，这个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沙丘并不是佛教的圣地，释迦牟尼没有在此诞生、成道、法轮初转、涅槃；也没有释氏丝毫的遗迹、行踪，没藏着他的舍利子。这种由于信徒们的幻觉而兴起的供奉佛教偶像的洞窟，满世界都是。敦煌不过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一处航标，供奉着保佑旅人平安的神龛。

“朝拜圣地的人、商人和士兵们在离开中国前往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无不在敦煌的寺院里祈求圣灵保佑，一路平安，免遭鬼怪伤害。同样，旅行从西方回到敦煌，由于安全地越过了那块令人望而生畏的沙漠，也要在此地焚香还愿，表示感谢。”（彼得·霍普科克《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宗教狂热曾经一次次拍打过这片热沙（历史上最热闹的时候，有过两千人参加的开光大法会），但都一波波退去了，到现代，连卷土重来都不再发生。

最近时代从乱世趋向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盛世，敦煌几成废墟。随时有天不怕地不怕者进去糟蹋。在1873年的时候，白彦虎的部队在里面乱砸塑像，用刀子在壁画上划刻，甚至纵火。1921年，四百多白俄士兵蜂拥而入，他们刮掉佛像表面的金饰，烧火做饭，壁画被熏得漆黑。“在这些可爱的脸上，有几个被涂写着俄国军队的编号，从一个宣讲莲花经的坐佛的口中喷出了一些斯拉夫人的下流话……看来，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彼得·霍普科克《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

于

坚

简

介

于坚，诗人，散文随笔作者，摄影和纪录片作者。20岁开始创作活动，持续四十余年。著有诗集、文集二十余种。曾获台湾《联合报》第14届新诗奖、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德语版诗选集《〇档案》获德国亚非拉文学作品推广协会主办的“感受世界”—亚非拉优秀文学作品评选第一名，诗集《被暗示的玫瑰》（2015年巴黎文字出版社出版）入围法国2016年“发现者”诗歌奖。并曾获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全球摄影大赛华夏典藏奖等。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持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

编辑 | 罗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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